凱雷特維·奧普庫：西方國家在非洲的“軟實力”，一點也不“軟”

　　就在法國總統馬克龍將要結束自己的西非之旅時，尷尬的一幕出現了。

　　在最后一站剛果（金），馬克龍和該國總統菲利克斯·齊賽克迪在聯合發布會上吵起來了，齊賽克迪直接指責馬克龍：“你們必須把我們視為合作伙伴，而不是用家長式作風對待我們。”

　　這不是非洲國家第一次對歐美的傲慢表示不滿。就在一個多月前，西非內陸國家布基納法索的軍政府要求前殖民統治者法國在一個月內將其部隊撤出該國[1]。在此之前，該國政府已經驅逐了法國大使[2]。盡管直接歸屬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已經很少，但北約在非洲數十個國家仍駐扎著軍隊。這一事實提醒我們，今日西非地區的復雜局勢，實際上是未完成的民族解放運動在新世紀的延續。

　　未來一段時間，這一地區局勢的發展可能走向幾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種可能性是當地國家完成民族解放運動的斗爭，真正實現泛非主義意義上的民族獨立。布基納法索與馬里兩國在驅逐了法國駐軍后，正在尋求組建聯邦的可能性[3]，似乎象征著這一方向的發展。但這些國家也有可能因為貧困、債務和西方國家不斷的干涉而重新跌落殖民主義的深淵。薩赫勒地區大部也有可能被極端勢力控制，變成一個伊斯蘭哈里發國。西非地區的局勢走向，也會對整個非洲、甚至整個世界的地緣政治走向產生重大的影響。

　　伊斯蘭極端勢力蔓延

　　一年前，2022年1月在布基納法索發生的軍事政變，是此前17個月中西非地區發生的第6次政變（其中尼日爾和幾內亞比紹的政變沒有成功）。負責首都安全保衛的桑道戈·達米巴（Paul-Henri Sandaogo Damiba）中校罷黜了民選總統卡博雷（Roch Marc Christian Kaboré）并自任總統。僅僅8個月后，達米巴中校下屬的易卜拉欣·特拉奧雷（Ibrahim Traoré）上尉再次發動政變，放逐了對抗“圣戰”勢力不夠積極的達米巴，自任總統。

　　布基納法索民眾對軍隊政變大多表達了歡迎和樂觀的態度。政變發生后，成千上萬民眾聚集在首都瓦加杜古街頭，一邊按響汽車喇叭、一邊歡呼慶祝[4]。很明顯，不論是41歲的達米巴，還是34歲的特拉奧雷，都不是切·格瓦拉那樣對國家和民族未來有清晰構想的革命領袖（盡管街頭慶祝的人群將達米巴與格瓦拉的照片放在一起）。瓦加杜古民眾支持軍政府組織“保衛與復原愛國運動”（MPSR）的原因很簡單：他們堅決打擊極端伊斯蘭“圣戰”活動。

布基納法索民眾慶祝軍隊政變

　　布基納法索最嚴重的國內安全威脅是自稱“伊斯蘭游擊隊”（Ansar ul Islam）的暴力“圣戰”組織。過去幾年中，該組織在布基納法索制造了上百次恐怖襲擊，造成上千人死亡，并實質性占領控制了該國至少40%國土，造成上百萬人口流離失所。該組織的創始人易卜拉欣·馬拉姆·迪科（Ibrahim Malam Dicko）從2013年就與馬里的馬基納解放陣線（Macina Liberation Front）建立了聯系，后來成為“支持伊斯蘭與穆斯林”組織（JNIM）的成員——該組織是基地組織在馬格勒布和薩赫勒地區的分支機構。2016年，與“大撒哈拉地區伊斯蘭國”（ISGS，“伊斯蘭國”的一個分支）共同襲擊了一個軍事基地后，伊斯蘭游擊隊被接納為伊斯蘭國的一部分[5]。

　　布基納法索的伊斯蘭“圣戰”勢力由北邊鄰國馬里發展而來。馬里國土面積有布基納法索4倍，局勢也更為復雜。經過2020年和2021年連續兩次軍事政變上臺的軍政府對全國80%的領土都缺乏實質性控制[6]。除了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的分支機構以外，馬里北部地區還被強大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占據著。2011年利比亞的卡扎菲政權被顛覆后，大批圖阿雷格人武裝從利比亞向西南方向流入阿爾及利亞、尼日爾、馬里和布基納法索，形成了阿扎瓦德獨立運動的中堅力量。

　　從位于薩赫勒地區內陸的馬里和布基納法索繼續向西向南，“圣戰”組織正在延伸到西非地區沿海國家，謀求控制出海口。在貝寧，與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接壤的北部地區在2021年頻頻出現“圣戰”活動事件。據報道，武裝恐怖組織在貝寧北部有一個過渡性的臨時存在，主要用于戰術藏身和采購。科特迪瓦一直被視為藏身之處和安全港，恐怖組織經常從馬里向該國西北部移動。在科特迪瓦和布基納法索對激進分子采取聯合軍隊行動后，2021年6月，該國軍隊在卡福洛遭到致命的報復性攻擊，造成十幾名士兵死亡[7]。加納北部長期存在的走私和非法采金使其成為“圣戰”組織的經濟和人員來源，據信2021年至少有200名加納人加入“圣戰”組織。多哥政府則擔憂該國西部的分裂主義者與“圣戰”組織形成合力，打通一條由布基納法索向南直通幾內亞灣的通道，并進一步加劇該國的政局動蕩[8]。

非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圣戰”勢力分布情況（2021年9月）

　　當然，提到西非地區的伊斯蘭“圣戰”勢力，就不能忽視尼日利亞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組織。這個成立于2002年的組織曾被稱為“全世界最致命的恐怖組織”，超越了“ISIS”[9]。盡管尼日利亞政府先后幾次單方面宣布博科圣地“在技術上已經被打敗”，但實際上這個已經成為“ISIS”分支的組織仍然控制著該國東北部地區。殖民主義造成的農民社區長期不滿情緒成為了“圣戰”組織的養料，名義上的國家領導人的腐敗使“圣戰”組織獲得了合法性。該地區已經脫離尼日利亞政府控制大約十年之久，該國政府幾乎已經對事實上的國家分裂選擇了避而不談[10]。

　　從薩赫勒地區到幾內亞灣，伊斯蘭“圣戰”勢力正在非洲西部蔓延聯結，給該地區造成嚴重的安全威脅和不穩定因素。如果追問這背后的原因，正是西方發達國家長期施行的新殖民主義政策造成了今日的現狀。

　　新殖民主義從未離開非洲

　　1884年，為了避免歐洲人之間的爭斗、維持殖民的效率，歐洲殖民者們在柏林召開會議，在沒有一名非洲人參會的情況下，瓜分了非洲大陸。今天非洲地圖上異常平直的國境線就反映了殖民者自行劃定的利益邊界。從1950年代起，非洲大陸掀起了民族解放的大潮，各個非洲國家紛紛從殖民者的統治下獨立。1980年津巴布韋的建國，標志著歐洲人在非洲的殖民歷史已經從名義上結束。

　　然而事實上，歐洲人（以及他們的后裔，美國的白人精英）從未離開非洲大陸。盡管名義上不再是非洲殖民地的宗主國，西方發達國家仍然通過軍事、政治、商業、金融和意識形態等手段控制著非洲各國。當卡扎菲試圖和其他幾個伊斯蘭石油國家一起建立美元之外的石油結算機制，西方國家立即通過顏色革命和直接軍事干預顛覆了利比亞政權。從利比亞流出的武器和武裝分子隨后成為了馬里[11]和尼日利亞[12]極端勢力的重要源頭。

　　今天美國在非洲有至少30個軍事基地[13]，法國有至少11個。2013年，法國以反恐名義軍事介入馬里，在該國駐扎了5000名軍人，盡管馬里恐怖主義加劇正是因為北約軍事顛覆了利比亞政權。當然這些軍事力量的存在都是為了維護發達國家在非洲的利益，尤其是對自然資源的控制。例如法國在尼日爾的阿爾利特（Arlit）小鎮駐軍，因為這里所產的鈾礦是法國所需的戰略性資源[14]。每三個在法國點亮的燈泡，就有一個由這個小鎮所產的鈾提供能源。

　　非洲是一片豐饒的大陸。這片大陸擁有全世界40%的黃金儲量、90%的鉻和鉑、46%的鈷，以及豐富的鉆石、鈾、鎳、銀等等貴重的戰略性礦藏。非洲已探明天然氣儲量620萬億立方米，其中尼日利亞一國就占200萬億立方米，相當于全世界已知天然氣儲量的1/3[15]。津巴布韋、民主剛果、加納、納米比亞和馬里總共擁有438萬噸鋰資源。鋰是制造新能源車所用的電池的核心原材料。剛果一個尚未開采的硬巖鋰礦據稱勘探目標高達12億噸。來自澳大利亞的AVZ礦業公司說“就好像剛果被這塊神奇的隕石擊中，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大和最高等級的礦藏”[16]。這聽起來就像漫威電影《黑豹》中的劇情，唯一的區別是，現實世界里的非洲國家對他們自己土地上的資源毫無掌控力。

　　僅有2200萬人口的布基納法索，每年僅黃金一項礦藏產出價值就超過20億美元，然而這些自然資源帶來的利潤都被歐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礦業公司抽走了，該國40%人民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17]。全世界60%尚未開墾的可耕地在非洲，然而非洲卻需要進口糧食[18]。他們的軍隊保障了他們的資本家不僅掌控非洲的資源，而且將債務強加給非洲。非洲債務總量的35%來自西方私營資本，平均利率為5%[19]。作為對比，中國僅擁有非洲國家債務的13%[20]，平均利率僅為2.7%。在COVID-19疫情期間，中國減免了17個非洲國家的23筆無息貸款債務。在此前的20年中，中國已經取消了34億美元對非洲的貸款，并重組了約150億美元貸款[21]。然而在非洲流行的媒體敘事卻是中國給非洲造成了“債務陷阱”。

　　人們經常談論西方國家在非洲的“軟實力”，然而這些殖民者在非洲的影響力絲毫不“軟”。歐洲人的語言在非洲被廣泛使用，非洲人習慣于從歐洲人那里獲得信息，這是數百年血腥暴力的殖民統治、教育系統和官方宗教被殖民者完全控制的結果。今天，非洲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是英國的BBC、美國的CNN和法國的24新聞臺。本地媒體照搬歐美媒體的敘事，接受歐美媒體和非營利基金會的資助。相比之下，中國媒體在非洲的影響力非常有限。其結果就是，盡管中國向非洲提供了大量支持，中國的形象卻遭受嚴重的扭曲和妖魔化。

　　西方媒體機構顯然正在從長遠和戰略角度考慮非洲的思想斗爭。他們正在戰略性地切入非洲的傳媒基礎設施，使他們能夠繼續主導非洲大陸的輿論，即使新聞消費的關鍵平臺開始由廣播或電視轉向手持電子設備。2020年，一個名為“非洲公共利益媒體倡議”（Africa Public Interest Media Initiative，APIMI）的項目計劃在未來10年投入80億美元，建立覆蓋非洲37個國家的媒體平臺，在這個項目背后的支持者包括哈佛大學、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BBC等。這個項目折射出西方殖民者繼續穩固和強化其在非洲影響力的決心和動力。

　　在西方新殖民者全方位的影響下，非洲國家看似“獨立”的政權往往并非真的具有獨立性。例如贊比亞總統哈凱恩德·希吉萊馬（Hakainde Hichilema）在2021年選舉中接受了布倫瑟斯特基金會（Brenthurst Foundation）的支持[22]。該基金會背后的資助者是南非鉆石巨頭戴比爾斯的母公司英美資源集團（Anglo American plc）——從這個名字不難看出該公司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親密關系。主持該基金會的尼日利亞前總統奧盧塞貢·奧巴桑喬（Olusegun Obasanjo）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的信徒，曾被認為是“尼日利亞美國化”的主要推動者[23]。盡管中國與贊比亞有著良好的經貿合作關系，但西方國家在總統背后的支持可能會影響贊比亞在關鍵問題上的政治立場。在去年12月的美非領導人峰會上，加納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Nana Akufo-Addo）請求美國出兵干預布基納法索[24]，這一態度顯示出當地執政精英對西方的依賴。

納納·阿庫福-阿多（資料圖）

　　泛非主義：非洲的希望

　　非洲人民反抗殖民者的斗爭從未停止。1945年，在英國曼徹斯特召開的第五屆泛非大會上，夸梅·恩克魯瑪和喬莫·肯雅塔等來自不同國家的獨立運動領導人共同提出非洲國家獨立的呼吁。1957年，加納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個獲得獨立的國家。恩克魯瑪宣稱加納的獨立“必須與非洲的完全解放聯系在一起，否則就毫無意義”。泛非主義不僅強調非洲國家的獨立，而且呼吁勞動者——工人和農民——團結和反對資本統治。從這個意義上，泛非主義不僅僅是“非洲的民族主義”，更應該稱其為“非洲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泛非主義的號召下，非洲五十多個國家相繼獲得獨立。但這場驅逐殖民者的革命從未真正結束。西方殖民者仍然以各種方式影響和控制著非洲。發生在馬里和布基納法索的反抗反映了當地人民樸素的反帝國主義要求。但不論馬里的戈塔（Assimi Go?ta）還是布基納法索的特拉奧雷，他們代表的仍然是封建性質的軍事政權，而不是真正服務于人民的社會主義政權。由于缺乏明確的政治主張，這些軍政府未來仍將面臨嚴峻的挑戰——被西方勢力顛覆，或是被國內更激進的力量顛覆。

　　在這場正在發生的文明沖突中，激進的伊斯蘭教和西方殖民主義的反動勢力都被公開動員起來，而且資源充足。唯一具有前瞻性的文明選擇是泛非主義，這也是在整個非洲大陸得到大眾支持的方案。但是，在這場沖突中，有組織的泛非主義力量在哪里，誰支持他們？

　　去年12月，在歷時兩年的咨詢和動員過程之后，西非各地有影響力的泛非主義勞工、性別、青年、文化、媒體和政治組織的約100名代表在加納的溫尼巴開會，并成立了西非人民組織（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WAPO）。西非人民組織通過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在解決西非地區問題時加入泛非主義價值觀和議程。 西非人民組織剛剛起步。 鑒于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在西非的沖擊幾乎沒有受到挑戰，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使命。意識形態斗爭、特別是媒體戰場的斗爭，將是該組織在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任務。

　　2月22日，中國發布了《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25]。該文件指出：各國需要同舟共濟、團結協作，構建人類安全共同體，攜手建設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尖銳的矛盾：西方帝國主義強國日益衰敗，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崛起。以北約為代表的帝國主義陣營不會輕易放棄其全球霸權地位。他們會在各個地區制造混亂和戰爭，借此延續其已經奄奄一息的殖民主義利益鏈條。西非的緊張局勢是這一尖銳矛盾的具象投射。只有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共同為反對帝國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西非、乃至非洲的局面才可能迎來轉機。